虎年新春的一场大雪，覆盖了眼前这个寒气肃杀的世界。在漫天雪花纷纷赞襄北京冬奥会的氛围中，我读完了潘岳在辛丑岁末出版的《中西文明根性比较》这部新著。我认为最值得关注和讨论的，还是作者基于“根”这个历史认知而做出的通俗易懂的“宏大叙事”。

看过潘岳这本书的读者，估计对今后一个时期世界范围的结构演变也会视为平常——既是为根所定，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是故，此书初读可知何以为根，再读则思何根以为。

诚然，作者在“价值中立”的研究立场上，并没有对东西方的客观演化过程做褒贬，对西方文明采取理性包容的态度，显著地不同于西人之“傲慢与偏见”，也不同于近年来国内某些对西方文明一概批评的否定论。由于作者对近代广泛影响国际社会的西方文明予以对等的尊重，论述上更多着墨的是同时期东方历史重大事件的对比，因而得以绕过了被西式“学科化”体系培养的专家群体最擅长的史料考据对局外人构成的厚重壁垒，有利于作者做“宏大叙事”的较高层次讨论——从中西文明比较出发，可以把大量的前人著述中使用过的材料提取出来，直接用到比较研究上。

此书在历史上决定兴衰的重大阶段作出的对比分析，让人感觉把立意高远与取材精当有机结合起来了。其选取的历史事件和支持其论述的材料，虽然跨越东西方、涉猎不同国家与部族文化，却具有内在的逻辑之美，捧读之际竟至于“把栏杆拍遍”。

限于篇幅，仅举一例。作者在第四章论述了我一直很关注的中华文明之所以“不间断”的制度内因。我的问题是:2000多年前的中国历经几代人的战乱、被“暴秦”初成大一统之后的“汉承秦制”，何以在地理气候族群文化都差异显著、本无统一条件的中国实现广域稳定？几百年的汉朝与匈奴长期战争，何以逆转自有夏以来数千年西北向东南的胜势，迫使气候恶化压力下劫掠是为内生性文化的游牧族群全线西去？须知，这次难得一见的“东南胜西北”，既压迫了欧洲的罗马帝国的生存空间，又给汉末以来虽有黄巾军起义而“三国两晋南北朝”几百年华夏留出了内乱、杀伐至十室九空，却不至于亡族灭种的地理空间。

在这类中华民族命运所系的重大转折分析上，作者旁征博引之间无处不在的大气磅礴令人佩服，他不仅帮助人们回归常识，解释了气候变化对西北游牧与东南农耕这两种被“天定”的大陆文化必然导致对抗性冲突，而且从汉朝内部制度演变解释了“险胜”的内因。

作者从“燕然勒碑”的故事被当代考古证实说起，借由当代科学研究证实，恶劣气候变化迫使草原部族全线南下到汉族农业带掳掠的大趋势，说明其已经不可能被“和亲”“互市”来化解。同期汉人所处之农耕带也频遭水旱灾害，传统农家经济剩余太少，府库空虚不能维持战争开支。好在中国人从不缺乏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“人杰”——早期东方政治经济学大家桑弘羊提出“盐铁官营”——类似国家垄断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战略性产业，这才有财力支持汉朝打了二三百年，完成“逐匈奴于大漠以北”的国土空间战略布局，从而使内生性劫掠的游牧族群不得不西去欧陆。诚如作者所引述，“如果两汉没有抵抗住匈奴的南下，东亚和世界的历史都将改写”。

竺可桢在上世纪70年代揭示过“气候与朝代变化周期”，提出气候变化会影响地缘政治演变，此书所阐述的中西文明演进路线，亦能说明这一点。

温铁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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