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警世通言·王安石三难苏学士》中的“苏轼和王安石”形象

人们总是希望天才能和天才相遇，并想象着他们相遇的情景。

说苏轼“在宰相荆公王安石先生门下”，对王安石执弟子礼，见必曰“晚学生”，自是小说家言。苏轼在嘉祐二年进士及第。据说，苏轼的策论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获得主考官欧阳修(1007-1072)的赏识，因欧阳修误以为是自己的门人曾巩所作，为了避嫌，将他由第一降为第二。按照唐宋人习俗，举子对于提拔他们登科的知举(主考官)，必奉为坐主，以门人自居。实际上，欧阳修对苏轼早有知遇之恩。早在进士及第前，苏轼就通过雅州知州雷简夫认识了欧阳修，并获得了后者的赏识。在登第后，通过欧阳修，苏轼得以进入当时的士大夫核心圈，“是岁登第，始见之于欧阳公，因公以识韩(琦)、富(弼)，皆以国士待轼”(苏轼《范文正公文集叙》)。苏轼对欧阳修一直是尊敬有加，视之为师的，称“轼七八岁时，始知读书，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，其为人如古孟轲、韩愈之徒。”(苏轼《上梅直讲书》)欧阳修去世后，苏轼在《祭欧阳文忠公文》中说“受教于门下者，十有六年”。有意思的是，据《西塘集耆旧续闻》记载，看到王安石的“咏菊诗”写出续句的倒是欧阳修(文字少异，欧文曰“秋花不比春花落，传语诗人仔细吟”)。

苏、王的首次接触是在嘉祐年间。此间，王安石不喜苏氏父子的文风，称老苏的文章“有战国纵横之学”。先是制科考试时，王安石声称苏轼文章“全类战国文章，若安石为考官，必黜之”。再是王安石拒绝为苏辙起草任命制书。两年后，苏洵的《辨奸论》一文称王安石“不近人情”“囚首丧面”，“鲜不为大奸慝”，将王安石与三苏的矛盾推上一个高潮。熙宁年间，苏、王之间的主要矛盾实际上是围绕变法的政争。苏轼反对新法，主要是反对科举由“诗赋取士”变为“经义取士”。“上数欲用轼，安石必沮毁之”。(黄以周等《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》卷七，熙宁三年三月条)熙宁四年(1068)，苏轼被外放为杭州通判。

虽然对于王安石主持的变法，人们毁誉不一，却很少有人对他的人品提出疑问。连他的政敌司马光也称他“文章节义，过人处甚多”。后世如陆九渊也对他赞誉有加，称他“英特迈往，不屑于流俗”“洁白之操，寒于冰霜”。(陆九渊《荆国王文公祠堂记》)苏东坡本人在《王安石赠太傅》一文中给予王安石以很高的评价:“名高一时，学贯千载。智足以达其道，辩足以行其言。瑰玮之文，足以藻饰万物；卓绝之行，足以风动四方。用能于期岁之间，靡然变天下之俗。”天才和天才总是惺惺相惜的。元丰二年(1079)，苏轼因为诗文“谤讪朝廷”被逮捕入御史台狱。御史台又被称为“乌台”，因之此案也被称为“乌台诗案”。相传，苏轼下狱后，王安石曾说“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？”“不知更几百年，方有此人物”。其弟王安礼也向神宗进言，说“自古大度之主，不以言语罪人”“今一旦致于理，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”。(《宋史·王安礼传》)王安石在乌台诗案中的态度为他和苏轼之间的关系缓和埋下了伏笔。

天才之间并非总是充满张力。苏轼在回复“新党”官员李琮的信中说“知荆公见称《经藏》文，是未离妄语也，便蒙印可，何哉？”(苏轼《答李琮书》)元丰七年(1084)，离开黄州的苏轼，绕道北上，道经江宁，拜访了王安石。苏轼称此次会面“某到此，时见荆公，甚喜，时诵诗说佛也”。(苏轼《与滕达道六十八首》之三十八)两人见面，自然不会只是“诵诗说佛”，但谈话的具体内容，恐怕也只有当事人知道了。旁人只能从记载中看出来两人相见甚欢，“劝我试求三亩宅，从公已觉十年迟”。(苏轼《次荆公韵四绝》之三)在此后致王安石的书信中，苏轼也自称“某游门下久矣”(苏轼《与王荆公二首》之一)。当然此处的“门下”只是对于地位高于自己的长辈的客套话，不能理解为就是“门人弟子”的意思。

对于晚年的苏轼来说，对王安石不能释怀的也许就是对“同”和“异”的不同理解了。苏轼认为“王氏之文，未必不善也，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”，“地之美者，同于生物，不同于所生。惟荒瘠斥卤之地，弥望皆黄茅白苇，此则王氏之同也”。肥沃的土地可以生长多种多样的植物，贫瘠的土地才会生长单一的黄茅和白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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