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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文旅观察:能在西湖群山上题刻的都是什么人?



宋高宗“忠实”榜书 魏祝挺供图

题:杭州文旅观察:能在西湖群山上题刻的都是什么人?

来杭州西湖看什么?“西湖十景”一定榜上有名。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点位:摩崖题刻。

12月15日,“湖山镌永——杭州西湖历代摩崖题刻拓本展”在浙江杭州开幕,现场展出拓本208件,完整展示自唐代以来西湖摩崖题刻的精华。

摩崖题刻是指人们在天然石壁上摩刻的内容,包括各类文字石刻、石刻造像等。

自唐宋以来,在杭州西湖周边形成了上千处摩崖题刻。唐代题刻集中在天竺寺、定山风水洞等地,五代吴越题刻主要以造像记为主,宋代题刻集中在飞来峰、南屏山、烟霞岭等地,元代的题刻多为造像记,明代题刻则以大字榜书为主。

能在西湖群山上题刻的都是些什么人?展览负责人、浙江省博物馆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魏祝挺说,这得分朝代来看。

目前在西湖群山上发现最早的题刻来自唐代,现存数量最多的是北宋。这一时期,题刻的大多是有官衔的文人,如北宋文学家苏轼,杭州知州、司马光之父司马池。

吴越国和南宋时期,杭州是“天子脚下”,文人不敢随意题字,现存的题刻就少。因为国王、皇帝会题刻,比如吴越国王钱镠的郊坛题名,以及宋高宗赵构在圣果寺题刻的楷体“忠实”二字等。

为何题写“忠实”二字?魏祝挺推测,南宋在杭州定都后,圣果寺改成殿前司衙,是南宋禁苑,皇宫的服务机构尤其是御林军,就驻扎在这里。赵构的“忠实”就是写给御林军看的。

到了清朝,康熙和乾隆的题刻最多,其中乾隆题刻的现存还有几十处。

清乾隆帝“入云”榜书 魏祝挺供图

1699年,康熙皇帝第三次南巡。此时四海平定,康熙龙心大悦,为“西湖十景”题了名。后来,乾隆六下江南,每次都把他的诗刻在康熙题字的石碑背面,共计60首。

因一些历史原因,现“西湖十景”碑中,只有“苏堤春晓”和“曲院风荷”为康熙和乾隆御题真迹。此外,在杭州西湖边的南屏山上,还有乾隆题刻的“入云”二字,以及题写的《游小有天园登绝顶》一诗。

除了这些达官贵胄,魏祝挺说,普通人也有题刻的需求,但他们更多是请僧人造像。

如今,在旅游景点题刻,是不文明的现象,为何在古代反而是时髦,成为一种潮流?

魏祝挺表示,这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。北宋崇文,文人墨客寄情于自然山水,每游览一处便在山体上题刻,在当时这便是雅士风范,是值得追随和提倡的。

后来时代更迭,这一风尚也流传下来。对后人而言,这是一笔景观财富,也是文化财富,不仅具有观赏性,也是历代文献的补充。如唐代杭州刺史卢元辅在杭州飞来峰顶神尼舍利塔院留下的《游天竺寺》诗刻,可弥补《全唐诗》之阙。

宋哲宗元祐五年农历三月初二这一天,苏轼去西湖哪里玩了,学界也在研究。从南宋以来,人们一直认为,这一天苏轼从州治去慈云岭,再过龙华寺,游览了大麦岭,最后到达天竺寺和韬光寺。

苏轼大麦岭题名 魏祝挺供图

但根据魏祝挺在浙江省博物馆库房找到的拓片,认定这一天苏轼去了孤山智果院,而非天竺寺,推翻了800多年来人们对苏轼游踪“约定俗成”的说法。他推测,苏轼去大麦岭、天竺寺的那一天可能是同年的二月初二。

在很多人看来,关于苏轼行踪的研究,只能充当趣闻,但对于文学和历史爱好者来说,他的行踪研究已经细致到了每一天。从历史研究角度来看,北宋时期的官员从杭州州治的北门还是南门出发游湖,都值得考虑。在这个过程中,西湖群山题刻就是极好的一个佐证。

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、文化古迹、人文底蕴,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。

今年是西湖免费开放20周年。在记者看来,西湖摩崖题刻是中国书法、诗词文化的一个活化石,也是杭州西湖景观发展史的实物见证,奠定的是后世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的格局。

但这一历史文化景观不仅要可观赏、可研究,还要做好保护与利用,让后人可怀古、可游览。

一方面,要提升这批摩崖题刻文物保护等级。

据悉,在杭州,鲜少有“国保级”的摩崖题刻,有些甚至连文保点都不是。更严峻的事实是,这些题刻正变得越来越光滑,因为酸雨,它们消失的速度比历代都要快。为摩崖题刻做防水保护,如修建排水沟、设置保护罩或是目前最简单易行的方法。

另一方面,应该做好文旅融合的好文章。

摩崖题刻是古人游览线路的体现,文旅部门可还原部分游览线路,推出“跟着历史名人游西湖”路线,让当代的游客走白居易、苏轼等走过的路,看他们赏过的景,这不仅是西湖文化历史的活化,亦避免游客走马观花式旅游,让他们深入了解杭州这座城市的底蕴,这也恰恰是文旅融合的体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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